每經記者｜劉嘉魁    每經編輯｜魏文藝    

進入2026年以來，商業銀行“開門紅”的業績沖刺與金融監管的“零容忍”執法形成鮮明對照。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每經記者”）注意到，在年初關鍵窗口期，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持續釋放強監管信號。今年1月，因“虛增存貸款”相關違規受罰的銀行達11家；2月監管力度未減，涼山農村商業銀行、江西安福農村商業銀行、湖北孝感農村商業銀行、廣西上林農村商業銀行及濟寧銀行聊城分行等多家機構亦因同類案由領受罰單。

每經記者根據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網站統計，僅2026年前兩個月，因此類違規被公示處罰的銀行機構已達16家，受罰類型覆蓋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城商行及農商行。

業內人士分析認為，在存款理財化、保險化趨勢加劇的“存款搬家”背景下，監管的密集行動揭示了部分銀行在規模與考核壓力下的舊疾難除，對銀行業如何摒棄“規模情結”、在轉型陣痛中堅守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提出了深度拷問。

違規手法不斷演變，監管穿透至績效考核根源

每經記者注意到，虛增存貸款的操作手法隨著監管重點的轉移而不斷演變，同時也反映出監管穿透式檢查的持續深化與精準打擊。

今年1月，監管罰單密集落地，案由高度集中于具體業務操作。其中，恒豐銀行鄭州分行因“虛增存貸款規模”等多項違規被處以210萬元罰款，四名相關責任人同時被追責；廣西北部灣銀行因“以貸轉存”“虛增存貸款”以及“存款考核指標設立違反監管規定”被合計罰款205萬元，揭示了違規與內部考核的直接關聯。

國有大行分支機構亦未能幸免。中國農業銀行大連市分行及金州支行因“以同日或近期開立的存單作質押發放無實際需求貸款，虛增存貸款規模”以及違規設立存款時點考評指標，分別被罰款30萬元。此外，南寧市邕寧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也因包含“虛增存貸款”在內的多項違規被罰款85萬元。

縱觀今年1月的罰單，“以貸轉存”和“通過存單質押發放無實際需求貸款”是主要違規方式。前者指銀行在發放貸款時，強制或變相要求借款人將部分貸款資金轉為銀行存款；后者則構建了一個資金“空轉”的閉環，企業或個人以貸款資金形成存單，再質押獲取新貸款，循環虛增規模。

這些手法的共同點在于，資金并未完全流入實體經濟，而是在銀行體系內“空轉”，以滿足銀行粉飾時點業績的需求。某資深銀行業研究人士強調，這種違規操作不僅導致金融統計數據失真，加劇信貸資源錯配，還可能抬高企業融資成本，并埋下資產質量隱患。

進入2月，監管視線進一步穿透至銀行內部治理機制，處罰力度未減。例如，涼山農村商業銀行因“績效考評指標和機制不合規，導致存貸款虛增”，被處以120萬元罰款；江西安福農村商業銀行和湖北孝感農村商業銀行分別因“貸款沖時點”和“存貸款沖時點”，分別被處以罰款180萬元和120萬元。

 圖片來源：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網站

前述銀行業研究人士分析認為，這些罰單案由的表述從具體業務操作延伸至績效考核機制本身，標志著監管視線已穿透表層業務，直指引發數據造假的制度性根源。其認為，這與2021年《商業銀行負債質量管理辦法》明確禁止設定存款時點規模考核指標的精神一脈相承，但部分分支機構仍“層層加碼”或“另設辦法”，反映出總行管控與基層執行之間存在落差，以及“規模至上”傳統思維的頑固性。

“雙罰制”全面推行，個人追責力度持續升級

目前，“雙罰制”（即同時處罰機構和相關責任人員）已成為監管標配。

今年前兩個月的罰單顯示，幾乎所有涉及虛增存貸款的案例都對責任人員進行了追責。不過，處罰形式仍多以“警告”為主，這屬于個人行政處罰中力度相對較輕的類別。例如，在恒豐銀行鄭州分行被罰款210萬元的案件中，四名相關責任人分別被處以5萬元罰款及警告。

圖片來源：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網站

每經記者注意到，2月份的處罰中已出現更具威懾力的個人追責案例。

例如，在泉州銀行因“不當吸收存款”等多項違規被罰款625萬元的案件中，責任人林堃銘被禁止從事銀行業工作終身。此外，涼山農商行副行長賀大斌因對機構相關違規負領導責任，被處以警告并罰款6萬元。

前述銀行業研究人士表示，“警告”雖看似輕微，但作為正式的行政處罰會記入個人職業檔案，將對未來的考核、晉升乃至行業聲譽產生長遠負面影響。隨著《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行政處罰辦法》的深入實施，監管執法依據更為明確，對于情節嚴重，尤其是“重復違規”或主導違規行為的個人，處罰升級為“禁業限制”“取消任職資格”乃至更高額罰款的趨勢正在加強。這向整個銀行業傳遞出明確信號：合規責任已具體到人，個人職業生涯將與機構合規表現深度綁定。

“存款搬家”倒逼轉型，銀行需徹底告別唯規模論

嚴厲且持續的監管行動，映射出銀行業正面臨的深刻經營環境變局。今年以來，“存款搬家”趨勢有增無減。市場數據顯示，今年1月金融機構居民存款增速已降至7.19%的歷史低位，而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款增速則高達34.17%。

這意味著，居民儲蓄正通過購買理財、基金、保險等資管產品，從“住戶存款”科目向“非銀存款”科目遷移。央行在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亦闡明，即便資金轉為資管產品，其最終仍有很大比例以同業存款等形式回流銀行體系，這更多是存款結構的調整而非流動性系統性流失。

然而，負債結構的此消彼長也對銀行經營提出了新挑戰。上述研究人士分析，傳統的居民定期存款穩定性高、期限可預測，而非銀存款的波動性更大，對市場利率和風險情緒敏感。這迫使銀行必須持有更多高流動性資產作為緩沖，從而增加了流動性管理難度，并可能影響其資產端的長久期配置能力。

該人士認為，在凈息差持續收窄、有效信貸需求不足以及存款競爭白熱化的多重壓力下，部分銀行（尤其是部分區域性中小銀行）陷入了“規模情結”的路徑依賴。

“通過技術性手段虛增存貸款，短期內可以美化存貸比、資本充足率等監管指標，維持市場份額表象，但長期看卻扭曲了信貸資源配置，抬高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并積累了潛在的資產質量風險。”該人士強調，監管的“零容忍”態度，正是要打斷這種飲鴆止渴的惡性循環。

在此背景下，銀行“保規模”的內涵必須發生根本轉變。上述研究人士提出，銀行需從“利率競爭”轉向“綜合服務競爭”，從“唯存款論”轉向“大財富管理”，這也是目前很多銀行的轉型方向。

具體而言，一是轉變考核“指揮棒”，逐步淡化直至取消時點規模考核，推行日均規模考核，并增加客戶滿意度、資產質量、綠色信貸占比等非財務指標權重。二是主動優化負債結構，通過深耕代發薪、供應鏈金融、現金管理等場景，沉淀低成本的結算性活期存款。三是大力發展財富管理業務，將流出的存款以理財產品、代銷基金、保險等形式重新“截留”在銀行體系內，做大管理客戶總資產（AUM），提升中間業務收入，從而在穩定負債來源的同時改善盈利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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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來源：劉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