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繼續將擴內需放在2026年經濟工作的首位。 報告指出，堅持內需主導，統籌促消費和擴投資，拓展內需增長新空間，更好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 與此同時，在部署“十五五”時期主要目標和重大任務時，報告同樣提出，在外部環境復雜嚴峻的情況下，必須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大力提振消費，促進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擴大有效投資。 這意味著，擴內需將成為未來5年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引擎”。 在“內需主導”的政策背景下，2026年，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將分別扮演什么角色？如何解決消費、投資信心不足的問題？今年，外貿出口趨勢如何？“危和機”分別體現在哪些方面？ 聚焦上述問題，在全國兩會召開期間，《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對商務部原黨組成員、商務部前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中國世貿組織研究會前會長崇泉進行了獨家專訪。 崇泉在多雙邊貿易投資談判、世貿組織爭端解決及反壟斷等領域作出重要貢獻，為維護國家經濟利益和推動公平貿易發揮了關鍵作用。 今年中國出口增速有望達到5%左右 NBD：2026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信心堵點”？這種“堵點”與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前相比，有什么異同？ 崇泉：首先，從宏觀基本面來看，我國經濟“穩”的態勢是顯著的。一、二、三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呈現出平衡、協調的發展格局。從需求側看，2025年，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凈出口“三駕馬車”分別拉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2.6個、0.8個和1.6個百分點，結構也在不斷改善，內需主動力的作用進一步鞏固。這充分說明，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經濟韌性強、潛力大、活力足的特點沒有改變。 關于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信心堵點”，我理解，這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深刻的轉型期特征和復雜的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階段性挑戰。 首先，供需兩端的結構性矛盾。當前，“供強需弱”是一個突出的特征，國內有效需求不足，消費和投資的恢復動能需要進一步提振。居民消費意愿和能力有待進一步激活，預防性儲蓄傾向有所上升，這反映出市場信心的恢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其次，外部環境的深刻復雜變化。當今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正經歷深度調整。這使得我國曾經依賴的“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空間受到結構性擠壓，外部需求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加。 與此同時，還面臨新舊動能轉換的“陣痛期”。在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我們正經歷一場深刻的動能轉換。部分傳統產業面臨產能過剩的調整壓力，房地產市場正在向新發展模式過渡，地方財政和債務的平衡也面臨挑戰。這些轉型過程中的“減法”，短期內難免對市場預期和信心產生一定影響。 加入WTO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生產能力和資本相對不足。彼時的“堵點”，是如何突破瓶頸、融入世界。通過加入WTO，成功融入國際大循環，形成了“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格局，借助外需的巨大力量，釋放國內的生產潛力。 當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擁有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和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當前的“堵點”，并非生產能力不足，而是如何在更高水平上實現供需的動態平衡，在復雜環境下實現自立自強。 NBD：政府工作報告將內需主導放在經濟工作的首位，這是不是意味著出口的重要性有所降低？今年，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將分別扮演什么角色？ 崇泉：當前，全球地緣政治格局進入深刻調整期，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革命加速演進，氣候變化帶來的轉型挑戰日益凸顯，在這三種力量沖擊作用下，世界貿易格局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重塑。 與此同時，一個標志性的事實是，2025年中國對外貿易順差超1萬億美元。這一數據引發全球關注，但更重要的是它折射出的深層含義——中國已從貿易大國邁向貿易強國。這不僅印證了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實施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歷史正確性，更標志著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正在發生質的躍升。 在這樣的背景下理解“內需主導”，我們需要把握一個基本判斷：強調內需主導，絕不意味著出口不再重要。 之所以把內需擺在主導位置，是因為在新的發展階段，建設強大的國內市場需求，用好我國擁有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是夯實經濟發展根基、應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的必然選擇。從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到優化消費供給、激發消費潛力，一系列政策舉措的目標，正是要讓內需真正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和“壓艙石”。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展望2026年，“三駕馬車”將分別扮演不同但又相互支撐的角色。 首先，消費將繼續發揮基礎性作用。當前，國內消費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從以商品消費為主，向商品消費與服務消費并重轉變。服務消費，特別是文旅、康養、數字化服務等領域的增長潛力正在加速釋放。這意味著內需的支撐將更加多元，更具可持續性。 其次，出口將保持較強韌性。有預測顯示，2026年中國出口增速有望達到5%左右，繼續高于經濟整體增速。這一判斷的背后，是全球工業生產有望溫和復蘇，對我國中間品和資本品的出口形成有力支撐。與此同時，我國出口結構正從商品出口向服務出口延伸，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正在成為新的增長極。出口的“質量躍升”特征將更加鮮明。 圖片來源：青白江區宣傳部供圖 投資結構將持續優化。今年的投資重點，正在從傳統的規模擴張，轉向“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深度融合。高質量推進城市更新、擴大民生類投資比重、有效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將是投資領域的重要看點。從總量上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可能放緩至1%左右，但投資結構更優、效益更高、與民生福祉的關聯更緊密。 “數字+文化”的融合形態將為服務貿易打開新空間 NBD：你剛提到，2026年，出口將保持較強韌性。對于今年的外貿形勢，你如何預判？“危和機”分別體現在哪些方面？ 崇泉：對于2026年的外貿形勢，我的基本判斷是，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但我國外貿仍有條件延續韌性，出口增速有望保持在合理區間，接近2025年的水平。 需要看到，當前外貿政策的重心正在發生深刻調整——從過去單純追求出口規模，轉向在日益復雜的外部壓力下，維護產業體系的完整性并爭取持續的升級空間。這是一個更具戰略定力的政策取向。 “危”的一面，主要集中在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首先，外部需求存在較大不確定性。世界貿易組織預測，2026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增速可能從2025年的2.4%放緩至0.5%左右。全球經濟增長動能減弱，外需收縮的壓力不容低估。 其次，地緣政治風險持續發酵。地區沖突、大國博弈等因素不僅擾動貿易物流，也加劇了跨境支付、金融結算等領域的風險，貿易活動的穩定性面臨更多挑戰。 此外，貿易保護主義呈現升級態勢。保護主義正從過去的單點關稅措施，向更全面的全鏈條限制延伸。部分國家以“去風險”為名，推動規則壁壘、技術封鎖、投資審查等聯動施壓，我國面臨的“脫鉤斷鏈”風險正在向更高層級演變。 “機”的一面，則體現在我國外貿自身結構調整和動能轉換之中。首先，貿易伙伴版圖持續優化。近年來，我國對東盟、非洲、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比重穩步上升，與“全球南方”國家的經貿合作不斷深化。這種多元化布局，有效增強了對發達經濟體需求波動的對沖能力。 其次，出口結構加速升級。從“新三樣”（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到高端機電設備，我國技術密集型產品在全球市場的占有率持續提升。與此同時，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正在成為新的增長極，服務貿易的潛力加速釋放。這標志著中國制造正向價值鏈更高端邁進。 第三，跨境電商等新業態增長強勁。跨境電商以其靈活、高效、直達終端的優勢，成為穩外貿的重要力量。2026年，我國跨境電商進出口規模預計將突破3.2萬億元，對外貿增量的貢獻度將進一步上升，成為支撐外貿韌性的重要支柱。 此外，海南自貿港封關運作的制度紅利逐步釋放。海南正在成為吸引外向型產業集聚的新開放試驗場。這一制度創新，有望為我國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探索新路徑，也為外貿注入新的活力。 海南自貿港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把“危”與“機”放在一起看，當前一個重要的機遇點在于：國際市場對我國產品，特別是“新三樣”等技術密集型產品的需求依然旺盛。這既是我國產業升級成果的體現，也是外貿持續向好的重要支撐。 NBD：“十五五”規劃建議在部署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時，明確提出“以服務業為重點擴大市場準入”。相比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的潛力體現在哪些方面？ 崇泉：“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以服務業為重點擴大市場準入”，這是一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戰略部署。理解這一部署，首先需要看清一個基本事實：如果說過去幾十年，中國融入世界的主要載體是貨物貿易，那么未來一個時期，服務貿易將成為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新引擎”和“主戰場”。 相比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的潛力體現在多個維度。首先，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空間廣闊。目前，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與美國、英國等服務貿易強國相比仍有明顯差距，尤其在金融、法律、咨詢、知識產權等高附加值領域，國際市場份額和話語權還有較大提升空間。這既是差距，也是潛力。隨著國內專業服務能力提升和國際化步伐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完全有條件成為外貿增長的新動能。 其次，數字貿易正在成為新引擎。近年來，我國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出口保持較快增長，數字服務出海呈現加速態勢。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網絡文學、網絡游戲、短視頻、網劇等數字文化產品在海外市場受到熱捧，“華流”出海的文化影響力正在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服務出口。這種“數字+文化”的融合形態，為服務貿易打開了全新的想象空間。 與此同時，入境消費潛力巨大，服務逆差有望持續收窄。過去較長時期，旅游服務一直是我國服務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但近年來情況正在發生變化——隨著免簽政策持續擴圍、跨境支付便利化水平提升、“中國游”品牌效應增強，入境旅游正在快速復蘇并展現出強勁增長勢頭。 最后一點，我認為，金融、法律、知識產權等高端服務領域，國際化潛力尚未充分釋放。這些領域是現代服務業的核心組成部分，也是全球服務貿易競爭的高地。隨著國內服務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水平不斷提升，這些高附加值領域的服務出口有望逐步打開局面。 中美關系面臨的挑戰正從單一關稅升級為“體系競爭” NBD：你在近期的演講中曾提到“中美博弈與全球治理”。聚焦2026年中美關系，我們面臨的挑戰是關稅層面的，還是更深層次的“規則圍堵”？“十五五”期間，你認為如何構建對美關系的“底線思維”？ 崇泉：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其走向不僅關乎兩國人民福祉，也深刻影響全球格局。首先需要看到一個基本事實的變化，中美經貿關系從一開始就是相互依存的關系。隨著美對華發動貿易戰，實施“小院高墻”圍堵政策后，中美經貿關系的相互依存度逐年下降，正在經歷深刻調整。 海關總署發布的數據顯示，2025年我國對美國進出口4.01萬億元，占我國進出口總值的8.8%。這一數字與全球前兩大經濟體的體量極不相稱，對雙方而言都意味著效率損失和成本上升。盡管這一變化是美國主動挑起的，中方是被動應對，但它已經成為我們謀劃對美關系時必須正視的既定前提。 基于這一背景，2026年中美關系面臨的挑戰，已經不再是單一的關稅層面問題，而是升級為更深層次的“規則圍堵”和“體系競爭”。 我們應當看到，美國對華政策的焦點，正從過去較為間接的經貿手段，轉向更為直接、更具根本性的科技遏制。在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關鍵前沿領域，美方持續加碼“卡脖子”式限制，試圖通過技術封鎖遲滯中國的創新進程。這意味著競爭的維度已經從市場、產品層面，深入到技術源頭和創新根基。 圖片來源：每經媒資庫 面對這樣的挑戰，“十五五”期間構建對美關系的“底線思維”，核心邏輯可以概括為：要有打“持久戰”的準備，以苦練內功應對外部風浪，堅定不移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不斷做強、做優、做大實體經濟，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在實施路徑上，我認為，首先是攻堅核心技術，集中突破“卡脖子”領域。要在半導體、人工智能、高端軟件、生物醫藥等關鍵領域，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同時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力爭在“十五五”期間取得一批具有戰略意義的突破性成果。 其次，多元布局產業鏈，深化與“全球南方”和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務實合作。通過構建更加多元、更有韌性的供應鏈網絡，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在開放中維護產業鏈安全。 此外，掌控戰略資源，加快稀土等關鍵礦產的產業整合與技術升級。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和規則話語權，在關鍵領域形成有效的反制能力。 與此同時，充分發揮“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和“小巨人”企業的作用。這些企業是制造業強國的毛細血管和活力源泉。要為它們營造更好的發展環境，讓更多“隱形冠軍”在細分領域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