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攝圖網 十九屆五中全會已于10月26日拉開帷幕。會議的重頭戲之一是“十四五”規劃，這一規劃事關中國未來五年乃至更長遠的發展。 根據相關預測，“十四五”期間，全國老年人口將突破3億，預計5到10年后，全國第一代獨生子女父母將進入中高齡。如何將這批老人照顧好，讓他們能夠安享晚年，是正在制定中的“十四五”規劃的重要內容。 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國基本養老、失業、工傷三項社會保險基金總收入3.57萬億元，總支出4.22萬億元。 人社部新聞發言人盧愛紅表示，雖然支出大于收入，但三項社保基金的累計結余還有6.28萬億元，目前社保基金運行總體平穩，社保待遇按時足額發放。 盡管自2005年以來我國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實現“十六連漲”，但調整幅度近年來不斷收縮，各級財政緊平衡，“一些省份養老金收不抵支”的風聲不絕于耳，外界對養老金現狀問題的擔憂以及改革方向的討論亦從未停止。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中心主任鄭秉文認為，“十四五”期間，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將面臨空前的收支平衡壓力。在2020年基金余額首次出現負值，預計將出現大幅下降，“減少1.7萬億之巨”。 在他看來，如果不加快養老金制度改革步伐，“十四五”或將是建立社保制度以來最困難的時期，也將形成巨大的財政壓力。 早前，鄭秉文曾在《中國統賬結合養老保險現狀、問題與出路》一文中指出，是“國企改革催生了中國社保體系的誕生”。當時，通過引入個人繳費，建立了養老保險制度模式，于1997年正式確立了單位繳納20%、個人繳納11%的統賬結合制度（2005年降至8%）。 按照制度設計的初衷，社會統籌部分是要體現公平，實行現收現付制，而個人賬戶部分是要體現激勵，實行部分積累制。但現實情況卻是，“一個養老保險制度，運行了20年目標都沒達到。” 面向“十四五”，養老金改革能否離目標再近一點？在上周日舉行的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20年會上，鄭秉文給出了10點建議，以及他對“十四五”的三個預測和關于人口政策的2個建議。征得鄭秉文的同意，以下為授權發布發言稿全文： 三個預測 圖片來源：攝圖網 第一，“十四五”期間人口老齡化趨勢將突破兩個大關。 第一個大關是60歲及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比例將在“十四五期”末超過3億，達到3.03億，而去年是2.53億。 第二個大關是16歲~59歲勞動人口從2023年開始每年將減少千萬大關，而“十三五”期間年均500萬左右，這意味著稅基和費基的減少。 第二，“十四五”期間養老保險的贍養率要有一個突破。 “十三五”初期，城鎮養老保險贍養比是35.8%，大約是三個人養活1人。但到“十四五”期末將達到47.7%，2個多人養活一個。 第三，“十四五”期間，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將面臨空前的收支平衡壓力。 2000年以來，基金余額池增長每年呈正值，從2000年的2279億元，增加到2019年的5.46萬億元。但是，今年將首次出現大幅下降，預計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余額將下降到3.8萬億元，減少1.7萬億之巨。這個基本面，將貫穿整個“十四五”并對整個“十四五”都有重要影響。 2019年財政補貼社會保障2萬億，在十三五期間翻了一番，壓力越來越大，可以預計，“十四五”期間是建立社保制度以來最困難的時期，對財政壓力形成最大壓力的時期。 數據來源：人社部歷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人口政策兩個建議 圖片來源：攝圖網 第一，建議“十四五”期間4歲~6歲學齡前教育實行普惠價格，為青年夫婦減負，為青年夫婦生育創造條件。 全面放開二孩的四年數據顯示，出生率不但沒升，反而下降，2019年是全面兩孩生育政策實施的第四年，全年出生人口數量跌至新低。 這就是“人口DT轉變”理論的規律：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意愿將逐漸下降。因此，“十四五”期間是全面放開生育的時候了。 我在去年全國兩會上提交了一個提案，呼吁有關部門應盡早采取措施，積極應對生育意愿下降的問題。 育齡夫婦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撫養成本不斷提高是一個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中小學九年義務教育之前的3-6歲的學前教育費用逐年攀升，“入園難、入園貴”已成為嚴重影響生育意愿的又一座大山。 因此我建議，學齡前教育制度應盡快在全國實行普惠價格制度，減少學齡前教育的家庭成本，搬掉“學前教育”這座大山，穩定出生率。 數據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公開資料整理 第二，建議“十四五”期間適時放開三孩，最終全面放開生育政策。 最近，大家都很關心梁建章和李鐵的人口論戰。我贊成梁建章的主張，建議“十四五”期間先放開三孩，以后適時逐漸全面放開生育。 我們應跳出社會保障，不僅從社會保障制度的角度，還要從人類文明的長期社會利益出發看待人口政策，從中華民族發展和國家安全的另類角度，來看到逐漸放開生育政策的深遠意義。 首先我們比較1980年和2100年2個年份的人口變化趨勢： ——1980年世界人口44.5億，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到2100年將達110億人，增長倍數是2.5。 ——中國人口根據聯合國的預測有三個前景，基準前景是從10億增加到2100年的10.6億，倍數是最低的，只有1.0，基本沒有變化；高預測是15.8億，倍數是1.58；低預測只有6.8億，比1980年減少3.2億，倍數小于1，將僅為0.68。 就是說，以1980年為基準，到2100年，中華民族人口增長倍數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人口的增長，低了一倍還多。 從另一個維度，就是從1800年和2100年這兩個年份的比較來看。 先看世界人口結構的變化：1800年世界總人口9.5億，同樣根據聯合國的預測（下同），到2100年增長的倍數是11.5。 同期，非洲的增長倍數是28、拉丁美洲是50，北美是65，亞洲是9.4，日本是5.1，中國只有4.5，僅高于歐洲的3.8。 上述數據顯示，人口政策涉及到中華民族的興衰，涉及到國家安全。研究社保要看未來50年，研究人口至少要看前后100年。 至于有觀點認為資源約束等問題，今天發言只有幾分鐘，我只想回憶一下50年前，即1970年羅馬俱樂部出版的《增長的極限》。 《增長的極限》預測2070年要到達爆發增長的極限，時間過半，很多悲觀的預測都被科技創新和進步所逐步解決或替代了，還有50年，毫無疑問科技進步仍將會解決絕大部分羅馬俱樂部的預測。 上面我講的兩條是“十四五”期間關于人口政策的調整，下面講講養老金政策在十四五期間的調整問題。 養老金改革的10個建議 圖片來源：攝圖網 鑒于上述關于養老金可持續性的分析和財政面臨的壓力，建議“十四五”期間在如下十個方面有所作為。由于時間關系，我直接點題，不做展開： 第一，建議中央調劑制度應過渡到全國統籌。今年底全國各省全部實現省級統籌，“十四五”期間應實現全國統籌。 第二，延遲領取養老金的年齡應盡快啟動。本來這項改革多年前已在議程之中，但始終未能啟動。這項改革不僅可提高養老金制度的可持續性，長期看，還有利于發揚光大中國的歷史傳統。 第三，延長最低繳費年限。目前繳費15年太低，應適當延長。在多繳多得激勵機制缺位的情況下，這是一個重要的舉措，越早改革越容易，越拖越困難。 第四，加快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改革進程。改革三年來，進展不暢，實行投資的基金規模只占全部基金的不到四分之一，提高收益率可提高基金的財務可持續性，已成為很多國家養老金制度改革的一個新動向。 第五，加快建立多繳多得的激勵機制。我主張擴大個人賬戶比例，將單位繳費的一部分劃入個人賬戶，改善激勵相容的激勵設計，坐實繳費基數，這是提高制度財務可持續性的根本所在，交得越來越少，道德風險越來越明顯，而待遇水平保持不變并連年上漲，基金平衡肯定不可維持。 第六，趁著我們還有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建立外匯型主權養老基金。想想20年前建立全國社保基金的決策就會感到當時這項決策的前瞻性，對外匯型主權養老基金也一樣，20年后就能體會到今天決策的重要性，否則，若干年后會有后悔的那一天。 第七，加快國資劃轉進程，充實全國社保基金。要增加透明度，要有測算，到現在也不知道可劃轉的基數到底是多少，能劃轉多少，沒有底數。 第八，將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基礎養老金改為“養老津貼”，這樣并未增加財政投入，還可帶來“正外部性”，對穩定參保人預期帶來外溢效應。 第九，第二支柱企業年金引入“自動加入”機制，擴大參與率。這個問題我在2017年出臺《企業年金辦法》之前征求意見時就曾提出來，改革的機會窗口將越來越小。 第十，第三支柱稅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期已超過一年半沒有任何說法；第三支柱的養老目標基金“自我試點”也超過一年半，但稅優政策至今還未實施。 這兩件事加在一起，說明第三支柱的制度設計和政策過程出現了問題，日前央行領導和銀保監會領導都在公開會議上提到了加快第三支柱建設步伐的重要性。 我認為應盡快整合第三支柱這兩個分支的制度設計，加強協作和協調，如果能把稅優政策落實在個人賬戶上，而不是產品上，就能化解矛盾，進而統一平臺，盡快把第三支柱推向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