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林姿辰    每經編輯｜陳俊杰    

受國產PD-1產品出海受挫事件影響，開年至今國內創新藥企業市值大跌，甚至有投資人士表示醫藥行業“利空實錘”。

2月21日，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執行會長宋瑞霖接受包括《每日經濟新聞》在內的媒體采訪，表示這意味著國內藥企走向國際，除了已知的技術質量，還包括諸多的不確定的因素。未來，在走向國際之時，國內市場應該在中國創新藥企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此外，宋瑞霖表示，創新藥企業市值大跌沒必要單純指責資本，市場要意識到國家的創新支持政策是產業春天的基礎。未來，國家“創新驅動”戰略還需要一步步地分解到各個環節，每個部門都要反思政策對創新的作用，主動改革。只要醫藥創新市場不斷完善資本該回來的一定會回來。

國產PD-1出海受挫，創新藥春天返寒

2月11日，信達生物（01801.HK）披露自家PD-1藥物出海受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腫瘤藥物咨詢委員會（ODAC）要求信達生物補充額外的臨床試驗，以消除目前產品“臨床試驗無國際多中心臨床研究、無頭對頭試驗”兩大不足。

這不免讓制藥企業及其投資者感到一陣錯愕。

兩年前，FDA腫瘤卓越中心主任Pazdur到訪中國，公開發聲支持中國公司基于國內臨床試驗數據，將低價PD-1/L1抑制劑帶入美國市場。時隔兩年，Pazdur公開發文，強調利用單一國家臨床數據的上市申請存在問題的觀點，與兩年前的言論相左。

宋瑞霖認為，FDA對于中國創新藥企出海態度的轉變是觸動業界的關鍵點，這意味著未來國內藥企走向國際，除了已知的技術質量，還包括諸多的不確定的因素。但是，醫藥創新的核心和實質更加清晰，即以臨床價值為導向，解決未滿足的臨床需求。

目前，美國已經有六款獲批上市的PD-1產品，其中5款都獲批了非小細胞肺癌，而這也是信達生物此次申報的適應癥。當市場不是急于獲得申報產品滿足其未滿足需求時，能采取的手段通常是提高標準，因此，信達此次申報并無過錯，而是FDA的審評策略發生了改變。

“美國并不是非常急于需要PD-1，所以以臨床價值為導向是出海戰略中非常重要。”宋瑞霖認為，信達生物PD-1出海受挫，不能簡單解讀成國內創新藥出海就踢到鐵板，最關鍵的是要判斷出海藥物能否填補當地未滿足的臨床需求。

如果企業藥物并非海外市場獨有，企業就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面對不斷變化的審評要求，其中包括以全球最好療法作為對照組的“頭對頭試驗”。事實上，這與國家藥監局藥審中心（CDE）去年發布的《以臨床價值為導向的抗腫瘤藥物臨床研發指導原則》思路是一致的。

“有人說（國內藥企）出不去了，我倒不這么看。未來篩出一批有能力的企業，能夠達到這個水平，那不就是脫穎而出嗎？當大家都出不去的時候，出去的才是我們真正看到的星星。”宋瑞霖說。

如何應對“刮風天”？市場引導，苦練內功

2015年，國務院發布《關于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的意見》，中國醫藥行業步入發展的黃金時代，成批量的創新藥開始涌現。期間，以港交所為領頭的融資平臺確立，各路資本相繼加盟到國內創新藥產業的發展之中，行業景象欣欣向榮。

本次國產PD-1出海失利則在業內敲響了一記警鐘。面對業內紛擾的討論，宋瑞霖認為，不如花更大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例如，中國醫藥創新不能再為了創新而創新，必須進入高質量發展時代。讓市場成為繼政策驅動、資本賦能之后，主導行業創新的一大力量。

“所有的投資都是市場行為，需要的是回報。當一個產品上市之后得不到市場原有預期的回報，第一個嚇跑的是投資人，第二個挫傷的是創新者的積極性。”

因此，宋瑞霖認為培養出醫藥產業集群的產業政策，不能“僅僅停留在企業工廠的門口”，還要延伸到市場，建立全鏈條的藥物政策體系。

一方面，政策要切實鼓勵真正的創新，讓創新藥物要真正具有臨床價值；另一方面，國內市場要能夠為高質量的創新產品落地留有更多的空間，比如說醫保，要更加關注藥品在臨床上是否填補了臨床空白，實施了有效的替代，對這類產品體現價格支持和寬容。應當更好的發揮中國的制度優勢，通過強大的市場引導能力使創新者得利。

宋瑞霖還指出，對于CAR-T等價格高昂的癌癥創新療法，用基本醫療保險來支撐是不現實的，市場需要社會醫保、商業保險和企業等多方共同培育。

“企業也需要解放思想。現在有的企業采取對賭的做法，如果病人用了產品后沒有效果就予以退款。我想這種方式下，也會有一部分需求被拉動。”宋瑞霖說。

跟隨式創新仍占主導，政策需分解到各部門落實

從生物產業列為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算起，其創新發展已經走過10多個年頭，企業研發動力不足等問題得以改善的同時，也出現研發靶點扎堆的新痛。

根據國家藥監局藥審中心（CDE）發布的《中國新藥注冊臨床試驗現狀年度報告（2020年）》，2020年，前十位的靶點合計臨床數量接近500個，占臨床總數接近20%，僅PD-1單抗就開展了接近100項臨床試驗，被業內戲稱“內卷”嚴重。

對此，宋瑞霖表示內在因素在于大家都想走快車道，是一種短期行為，產業界和投資界都需要反思。但這種情形也反映了起“交通指揮燈”作用的產業政策需要改進。包括審評審批、醫保報銷和醫院用藥制度等一系列改革。

“如果一個創新藥，已經有幾個同靶點、同機制、同適應癥品種上市，后續申請上市的品種是否還屬于填補臨床空白？是否還能納入加快審評？醫保對后來者是否應該區別定價？”

宋瑞霖認為，除了要對新藥加快審評做更細的區分，報銷制度和醫院用藥制度的進一步完善也值得關注。總之，凡是使患者不能夠盡快分享到醫藥創新成果的政策，未來都需要改變。

“我們醫藥創新迅速發展靠的就是我們的制度優勢。”宋瑞霖表示，在國內醫藥創新的起步階段，要認識到基礎研究是國內醫藥創新的短板，在這種背景下要求快速引領全球創新是不客觀實際的說法。中國現在需要走好跟隨式創新，做出有價值的創新。

宋瑞霖提醒，從國內創新藥企業市值大跌看，企業未來的融資環境可能面臨困難，這更要求制定宏觀政策的管理部門隨機應變、合理調整政策。

“我們要思考如果中國的創新企業在國內市場不能成長壯大，怎么可能走向國際？現在需要把國家創新驅動戰略一步步地分解到各個環節，每個部門都要反思具體政策對創新的作用，要主動改革。”宋瑞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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