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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多個省份超額完成煤電落后產能淘汰任務，但全國煤電新增核準量卻大于淘汰量4倍以上；清潔取暖累計覆蓋65%北方地區，但北方農村地區的清潔取暖率僅為28%；鋼鐵行業產量持續走高，粗鋼產量首次突破10億噸大關……

這些是亞洲清潔空氣中心在10月27日發布的一組數據。該機構認為，我國整體空氣質量已經連續七年得到改善，但能源與產業結構仍然偏重。

“雙碳”將為改善中國空氣質量注入新動力。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碳中和研究院院長賀克斌對包括《每日經濟新聞》在內的媒體表示，“碳中和”目標下，深度低碳能源轉型將帶來顯著的污染物協同減排效益，帶來進一步的減排空間。

碳中和將助力主要大氣污染物減排

10月27日，亞洲清潔空氣中心發布《大氣中國2021：中國大氣污染防治進程》（以下簡稱報告）。報告顯示，近年來我國空氣質量得到顯著改善，2020年，全國六項標準污染物（PM_2.5、PM₁₀、SO₂、NO₂、O₃、CO）年評價濃度整體實現全面達標，PM_2.5的年均濃度更是首次達到國家標準，降至33μg/m³。

不過，賀克斌還告訴記者，雖然現行的以末端控制為主的清潔空氣政策可以使大氣污染物排放在2030年之前保持下降態勢，但2030后進一步減排的空間和潛力將大幅收窄。

“雙碳”目標為此帶來一把破局的鑰匙。賀克斌指出，低碳能源轉型對中國空氣質量的長期持續改善起到決定性作用。據賀克斌介紹，通過借力“碳中和”，主要大氣污染物在2030~2060年將進一步下降67%至83%；到2060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PM_2.5年均濃度將降低到WHO更新前的指導值（10μg/m³）以下。“如果實現碳中和目標，75%的PM_2.5濃度改善是由能源結構轉型來貢獻的。”賀克斌說。

數字減小的意義并不只是符合標準。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朱彤舉了個例子：“如果我們可以實現10μg/m³（的PM_2.5水平），大概可以在中國避免94.1萬人（過早）死亡。如果我們可以達到5μg/m³（的PM_2.5水平），可以避免121萬人過早死亡。”

在賀克斌看來，2035年之前正是協同設計“減污降碳”政策和技術的關鍵時期。“就在這個時期，我們要把未來良性循環的前期基礎打牢、政策用足。”賀克斌說。

此外，亞洲清潔空氣中心中國區總監付璐建議，“十四五”期間，應盡快建立多部門、多行業對空氣與氣候協同治理的共識，有條件的城市應通過能夠促進“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的措施組合，優化減排路徑。

碳市場還有兩個關鍵問題需討論

在大氣治理中，市場手段的作用被愈加重視。按照2020年10月財政部“關于提前下達2021年大氣污染防治資金預算的通知”，大氣污染防治資金下調至150億元。對此，報告認為，隨著中央財政專項資金大幅減少，環境治理將逐漸向建設市場化機制轉向。

近兩年，確實已經實施了不少市場激勵手段。如全國性碳交易市場、國家綠色發展基金等。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張世秋強調，相關制度在設計時需要使各行為主體的行為改進不僅僅是因為壓力，而是借助價格等信號，使其變成各主體的長期自覺行為。

張世秋認為：“我們所有的制度安排是致力于使環境友好的綠色行為或者處分具有市場競爭性，而不是反之。”她舉了個例子，“比如說環境稅，假如環境稅能夠恰當制定并恰當實施的話，將使得那些污染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受到影響，而相對環境友好的企業，可以把它理解為受到相應的獎勵，這樣的話這些企業就會愿意去為社會生產更多更好的產品，并能在市場上實現更好的價值。”

2018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正式施行。依法，直接向環境排放應稅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為環境保護稅的納稅人。報告顯示，自2018年《環境保護稅法》出臺以來，納稅人申報的主要大氣污染物SO₂和NOx排放量年均降幅分別達3.5%和3.1%，每萬元GDP產值對應的污染當量數從2018年的1.16降至2020年的0.86當量，降幅達到25.8%。

不過，張世秋坦言，稅收及碳市場還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第一，中國要同時推動碳市場和碳稅嗎？如果是這樣的話，市場和碳稅之間是一種協同的關系，還是各自獨立的關系？這是必須要認真解決的問題。第二，中國是要獨立的實現環境稅、獨立的碳稅、獨立的資源稅嗎？還是說要把各類稅收以及相應經濟政策能夠結合起來考慮？目前為止還沒有很多系統、深度的研究來討論這些問題，而這是后面非常關鍵的工作。”

封面圖片來源：攝圖網-50050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