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王硯丹    每經編輯｜吳永久    

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指出，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

新的歷史時期，為實現共同富裕應有哪些制度上的改革？《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日前專訪了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先生。他認為，共同富裕具有長期性和艱巨性，應從完善收入分配機制、促進人口流動、因地制宜發展等三方面來推進。

完善收入分配機制 優化二三次分配

李迅雷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支持沿海地區優先發展，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希望先富帶后富，由此實現了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但2010年以后增速開始下降，一些結構性問題開始顯現出來，其中收入差距問題不容忽視。

從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看，2016年至2019年，我國中等收入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為19%，而高收入組收入增長29%；此外，疫情之下，收入差距仍在擴大，居民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的差距在10倍以上。

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首次提出把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作為遠景目標。李迅雷認為，在未來十五年做到“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是可以努力與預期的。

李迅雷認為，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最重要的是進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尤其是二次分配改革與三次分配改革。

他表示，與效率優先的初次分配相比，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原則、側重公平原則，通過稅收、社會保障支出等這一收一支所進行的再分配，其中稅收體制改革將是縮小收入差距最有效手段。目前我國稅收體制中，仍然缺乏房產稅、資本利得稅和遺產稅三大稅種，而這三大稅種均是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工具。

“以房產稅為例”，李迅雷說，“中國房地產資產價值目前占居民家庭資產比重約60%，關乎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尤其是一些中產階級家庭，雖然可能在一線城市擁有千萬資產，但同時也承擔著巨額房貸壓力。因此征收房產稅，牽一發而動全身，一直采取慎之又慎的態度。”

李迅雷表示，今年4月，財政部提出“積極穩妥推進房產稅立法和改革”，而在10年前上海和重慶即開始率先試點房產稅。目前看來，試點力度仍然不夠，可以繼續擴大試點范圍，進一步完善房產稅試點辦法，并以此為契機將“房住不炒”的理念不斷推廣下去。“在當前‘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下，我們需要管理好預期，在社會有一定接受度時，適時推出政策。另外需要根據經濟運行情況，在合適的時間窗口，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堅決推行”。

談到三次分配改革，李迅雷表示，三次分配主要聚焦于慈善事業、社會責任履行。目前從全球范圍看，中國在慈善事業方面仍處于落后水平，具有較大發展空間。自2016年《慈善法》實施以來，民政部及相關部委共出臺了21項公益慈善領域的政策文件促進公益慈善事業的“規范化”和“可持續”發展。今后要把三次分配的作用發揮出來，必須加強慈善組織公信力建設、提升信息公開透明水平、建立慈善資金使用跟蹤反饋機制、增加善款善物流向的透明度。唯有如此，才能把慈善事業做大。

促進人口流動 因地制宜發展

此外，李迅雷提出，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分配大鍋飯，必須要尊重市場規律。目前來看，我國東西部發展不平衡、城市與農村發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著力破除行政壁壘和觀念障礙，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因地制宜發展。

李迅雷指出，過去我們過于強調行政區劃的管理，認為人口流向發達地區，會給流出地發展帶來負面影響，這種觀點未必全面。他認為，人類是經濟動物，向就業、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更豐富的發達地區集中，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與此同時，一些發展相對落后地區的人口流出后，能夠一定程度上緩解當地人口對有限資源的占有和爭奪，提高人均享有的資源和公共服務水平，不失為一種擺脫貧困、提高富裕水平的方式。

李迅雷表示，以人口流動為代表的要素市場化配置，為不同區域帶來了差異化發展機會，只要因地制宜，充分發揮比較優勢，都能夠有效提升當地富裕水平。作為人口的集中流入地，發達地區擁有了更加便利的交通，生產半徑減小，運輸成本降低，帶來了更好的產業配套，產生財富增長的集聚效應。與此同時，人口流出地解放了更多自然資源，環境承載壓力得到緩解，為旅游業等產業帶來了新機遇；輔以鄉村振興等政策支持，同樣可探索出有效致富路徑。

李迅雷最后表示，縱觀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長期性和艱巨性，是全人類持之以恒探索的重大課題和偉大事業。只要在尊重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制度優勢，用好各類工具，推動共同富裕取得顯著進展值得期待。

封面圖片來源：攝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