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梁宏亮    每經編輯｜劉艷美    

9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港澳臺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將正式實施。今后，符合法定條件的港澳臺同胞可自愿申領居住證，享受與內地（大陸）居民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務和便利。

“充分發揮粵港澳綜合優勢，建設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不久前召開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為大灣區發展校準坐標。從概念提出至今18個月來，隨著一系列利好消息釋出，外界對粵港澳大灣區的關注持續升溫。

▲圖片來源：攝圖網

8月22日，在大灣區核心之一深圳，一場主題為“新坐標與新機遇”的2018粵港澳大灣區論壇舉行，《中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資本活力報告》在論壇上發布。

期間，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智庫）負責人陳憲，以及城鎮化和城市研究專家、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學術委秘書長馮奎，二位重磅嘉賓做客“城市相對論”第5期，從城市融合、資本活力、金融創新等角度，探討粵港澳大灣區的崛起之路。

▲陳憲（左）與馮奎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大灣區融合應建立“底線清單”

NBD：具體而言，粵港澳大灣區的“綜合優勢”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陳憲：粵港澳大灣區“三面環山，三江匯聚”，這種優越的地理環境使其擁有廣闊的經濟腹地，而且海陸空交通物流網絡發達，有明顯的綜合競爭優勢。

此外，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優勢和產業優勢也極為顯著。隨著產業結構改革不斷推進，該區域逐步形成“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聯合驅動”的新型產業結構，也為區域發展提供了新動能。

對標世界三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已具備成功灣區所必需的四大硬件條件：一是擁有天然良港，陸上交通便捷；二是擁有配套的資本市場；三是擁有重要的制造業中心；四是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能夠源源不斷地輸送人才。更為重要的是，粵港澳大灣區因為有“一國兩制三關稅區”的特點，所以可以進行跨制度試驗。

馮奎：陳院長所說的優勢，其他灣區也有，我都贊成。但是，粵港澳大灣區與其他灣區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最大的優勢是什么？我認為，是“一國兩制”這個優勢。

從“一國”來講，就是中國仍然處于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進程中，發展空間巨大。從“兩制”來講，香港、澳門實行自由經濟政策，與國際市場完全接軌；內地改革開放不斷深入，新的制度優勢正在形成。

未來，兩種制度完全可以形成雙重優勢，既有利于港澳持續繁榮，也有利于內地城市高質量發展。

NBD：人流、物流、資金流的高效互聯互通，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基礎性要素。在“一國兩制三關稅區”背景下,如何進行整體深度融合？

馮奎：整體融合最為不易，但也是粵港澳大灣區最最迷人之處。如何整體融合，我認為可以設計一個“上下內外”的框架。

“上”就是發揮頂層設計作用，在國家層面進行各種制度設計、政策設計。

“下”就是建立負面清單、底線清單。哪些內容是粵港澳三地的核心關切，是不可動搖的利益，這一部分要守住，這樣港澳地區的居民才會真心擁護實施大灣區戰略。在負面清單之外，就可以全面進行融合發展。

“內”是指“9+2”城市群要通過機制創新，打成一片，構建多種網絡狀聯系。

“外”是以整體產品鏈、產業鏈、價值鏈等形式，深度嵌入全球經濟發展，提升全球競爭力。

陳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將他在《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一書中提出的包容性制度和掠奪性制度，運用于經濟制度如何影響經濟結果的分析，以證明包容性制度促進經濟活動，掠奪性制度抑制經濟活動。所以，我們需要面臨的問題是，怎樣以更加市場化的方式，促進要素自由流動。

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交通改善。比如，以后深圳地鐵可以直通東莞、惠州，這就是基礎設施一體化。此外，港澳臺居民居住證政策即將落地，這種措施的效果還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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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D：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市場要素、創新資源及資本活力等都存在不均衡問題，要實現“結構科學、集約高效”發展，突破難點在哪里？

馮奎：對于發展現狀，要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要看到不平衡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不平衡正意味著差異化發展的巨大潛力。看粵港澳問題，要有兩個視角：一是看問題、看近處，這樣就能看到從哪下手；另一個視角是看愿景、看遠處，這樣就能找到共同努力的方向，以共同愿景推動協同行動。

我認為，突破點就是加快形成不同層面、不同主體、不同時間段的“粵港澳共識”，持續用增量利益來鼓勵大灣區的增量行動。

陳憲：事實上，這恰恰是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一個縮影。在其他地區，這種不均衡問題更加嚴重。要解決這一問題，一是不要操之過急，在短期內過多采取政府干預措施，否則可能欲速則不達；二是要從發展規劃、基礎設施和制度建設等角度，加快市場一體化，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逐步實現結構科學、集約高效的目標；三是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探索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領域和方式。

例如，推動教育體制全面深化改革，提升人力資本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又如，最大程度上減少對產業發展的政府補貼，而在改善營商環境、產業創新生態上加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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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創新試驗區為科技創新服務

NBD：科技創新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點內容之一，目前，大灣區存在哪些短板？如何解決？

馮奎：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的短板我認為有三塊，就是人才、金融、信息共享。從人才角度來講，關鍵是保障三地人才自由流動、自由就業，這里面有一些制度——比如稅收制度需要完善。金融是科技創新的動力，能為創新提供動能，有許多工作可以做。比如港交所創新板與內地新三板、創業板如何協同，就是突破口之一。信息共享有利于發展數字經濟，引領新一輪科技創新，為此要全面建設數字灣區。

陳憲：必須看到，部分大灣區邊緣城市產業結構較為傳統和單一，優勢新興產業發展不突出，也沒有享受到省內產業轉移的紅利。同時，雖然政府出臺了各項促進企業利用資本市場發展壯大的政策（如產業扶持、金融促進、創新協同等），但地方政府推進和實施的力度和效度各不相同。

未來，大灣區需要不斷建立開放性創新體系，打破“一廊十核多節點”的空間格局行政壁壘，助力形成產業聯動、空間聯結、功能貫穿的創新經濟帶。同時，區域內部要明確分工、優勢互補，形成三大城市群產業帶：東岸知識密集型產業帶、西岸技術密集型產業帶和沿海生態環保型重化產業帶，合力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NBD：香港是全球性金融中心，深圳金融業發展也相當迅速。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斷推進，如何更好借助這一優勢，為科技創新服務？

馮奎：我認為主要可從四個方面著手。

首先，要通過打造現代化產業體系，引導金融流向。現代化產業體系由實體經濟、金融、人才和科技等要素組成，要有效引導金融資源配置方向，提升配置效率。

第二，就金融而言，要處理好關系定位。香港國際金融服務突出，熟識國際規則；深圳、廣州有豐富的金融資源，有旺盛的金融需求。

第三，起步階段，可以考慮在大灣區形成金融創新試驗區。目前來看，三地在融資安排、金融業務等領域，受制于不同制度，有不同的門檻限制，需要考慮在灣區內逐步放開制度限制，灣區內的內地城市對港澳資本放開，還可考慮人民幣在大灣區自由兌換等。

第四，要強化金融服務科技創新的基本功能、具體功能，在產業基金、創投資金、普惠金融等領域給予更多政策支持。

陳憲：總體來看，這幾年，深圳創新創業發展得不錯，這和風險資本在這里發展得比較好有很大關系。在風險資本對創業創新的支持上來看，深圳甚至比北京、上海做得還要好。風險投資機構多的地方，項目自然而然就會到這里來。

所以，不管是香港還是深圳，借助風險資本為創業創新提供支持，非常重要。港交所作為知名的國際金融中心，能更好地與國際資本市場接軌，助力大灣區建立更多元、優質和均衡的國際化資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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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D：一個城市乃至一個區域的資本活力也是地區競爭力的體現。與京津冀、環杭州灣等地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競爭力如何？

陳憲：從城市企業在資本市場的實力來看，與京津冀和環杭州灣地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呈現出增長速度更快、人口效率更高的特點。不過，在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城市分化較為明顯。從上市公司實力來看，深圳和廣州處于第一梯隊，佛山、珠海、東莞穩定在第二梯隊；從資本化程度和人口效率方面來看，深圳和珠海保持領先優勢，其余城市的排名則存在激烈競爭。香港在公司規模、資本化程度和人口效率等方面持續領先；澳門的上市企業發展相對較弱，增長速度較慢，人口效率較低。

馮奎：粵港澳大灣區的資本活力不要僅與國內城市群來比，要從建設世界科技金融中心的角度來設計。整體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區域、制度、產業三大優勢明顯，資本市場競爭力較強。特別是深圳、香港兩大資本市場，區域內的上市公司增長空間和發展空間都非常巨大。

展望未來，粵港澳大灣區應進一步依靠香港、澳門等在國際稅制、法制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優勢，運用好滬港通、深港通等改革措施，服務于國內更多城市，促進本地區建設成為世界級科技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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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轉型可能導致產業空心化

NBD：有研究表明，世界三大灣區第三產業占比均在80%以上，而目前粵港澳大灣區還不到60%。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還有哪些提升空間？

陳憲：轉型發展需要一個慢慢成熟的過程，不能刻意追求轉型。制造業轉移以后想發展服務業，但如果服務業沒有發展起來，就會導致產業空心化。而且，我們現在發展的都是生產性服務業。任何一個產業的發展，都要有需求和支撐。所以，廣東提出“制造業立省”，我覺得這個很好。

馮奎：從60%通往80%的路子怎么走，這是大灣區產業發展的路線設計問題。大灣區要走出獨特的產業發展道路，要追求產業發展的質量，而非僅僅是服務業比重。從未來看，服務業一定有制造的成分，制造業一定是服務型制造業。產業發展將會走向智能化、個性化的新階段。

粵港灣大灣區產業提升的空間主要有三個：一是通過數字經濟引領，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是努力方向。二是工業化與都市圈同步推進，在建設大都市圈過程中形成更加合理的產業分工布局。三是更好地進行城市協同，就是將香港、澳門的優勢服務業與內地9個城市的產業基礎密切結合，共同成長。

NBD：應該看到，深圳和香港的上市公司實力仍存在較大差距。以粵港澳大灣區為契機，三地資本市場如何通過跨境合作，帶動整個大灣區資本市場發展？

陳憲：為什么我們要從上市公司角度來研究城市資本活力，因為經濟活動中真正的推手還是公司。在三地資本市場的合作中，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說白了就是兩個問題：一是通過價格配置生產要素、配置資源；二是讓企業和企業家起決定性作用。

目前，跨境并購整合越來越多，未來或將成為初創公司的終點。全球的資本在這背后將成為一種粘合劑和推手，加速資本市場合作與融合。

馮奎：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對三地資本市場的跨境合作提出了要求，也為跨境合作提供了路徑。具體而言，可通過金融創新試驗區來實施。這是因為，重大金融創新必然會對國家金融體制帶來改變與沖擊，建立金融創新試驗區風險可控，再此基礎上可以不斷推出改革措施，逐步實現融合發展。

專家名片

陳憲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交通大學原經濟學院執行院長，現為中國發展研究院（智庫）負責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主要的教學與研究領域：宏觀經濟學，公共經濟學，服務經濟與貿易。

主要社會兼職：上海社會科學院博士生導師，上海市經濟學會副會長。近年來，關注創業創新和大灣區建設。2017年7月6日，出席李克強總理主持的經濟形勢專家企業家座談會，做了題為“經濟企穩、動能轉換與‘雙創’發力”的發言。

馮奎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學術委秘書長、研究員，兼任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北京交通大學中國城市研究中心教授。

研究領域：城鎮化政策、區域與城市發展戰略等，是中歐城鎮化博覽會、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等總策劃。主持制定全國20多個城市發展戰略規劃。縣域城鎮化，新城新區等研究，獲得國家發改委優秀成果獎。

主要著作：著有《中國城鎮化轉型研究》，《都市圈與中小城市發展戰略》，連續兩年主編了《中國新城新區發展報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