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李可愚    每經編輯｜畢陸名    

1978年，中國發生了不少震驚世界的大事：當年初春，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如愿走進了向往已久的知識殿堂；當年初夏，一篇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橫空出世，引起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當年冬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正式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征程。

對于個人而言，1978年也是讓無數人刻骨銘心的一年：那一年，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結束了下鄉知青的生活，并在第二場高考中以當地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南開大學哲學系，而在煥然一新的大學校園里，他又親歷了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全過程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帶來的歷史大轉折。而思想解放給全社會帶來的活力，他至今仍記憶猶新。

日前，竹立家教授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的專訪，讓我們一起來傾聽歷史的親歷者，是如何向我們描述恢復高考和思想解放運動的。

圖片說明：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

知識青年全力以赴復習應考

NBD：1977年，當您接到恢復高考的消息時，您處于怎樣的一個狀態？當時您的第一反應是什么？

竹立家：恢復高考的消息，對全國人民是振奮人心的。不久后，我們了解到鄧小平同志復出了。自此之后，中國改革開放的春風慢慢就吹起來了，而恢復高考就是其中的第一股春風。當時，包括我在內，當時的青年得到這個消息之后，都是非常高興的。

NBD：當時，包括您在內準備應考的青年們在知識匱乏的情況下，是如何竭盡全力復習應考？

竹立家：我大概是1973年末高中畢業，然后就返鄉、在農村呆了五年。前前后后當過會計、大隊長以及村干部。據我觀察，我們那一代的高中畢業生，在農村上山下鄉期間，對于學習一直都處于非常渴望的狀態。不過，那時的知識青年讀書比較困難，特別是不讓讀數理化的內容，能讀的書比較窄。因此，雖然我們讀書的熱情很高，但是可讀的書也不是非常多。

后來，我記得在宣布恢復高考以后，大量的復習資料、與考試門類有關的內容就開始出現了。當時的新華書店里出現了一大批的政治、地理、歷史還有語文，甚至還包括英語學習資料。此外，還包括一些學術書籍，社會上慢慢就容易找到了。

而當時我們面對高考的時候，可以說既有準備又沒有準備。說沒有準備，是因為我們高中畢業那么多年，學的知識基本上是荒廢了；說有準備，是因為我們得到高考的消息以后，馬上開始惡補知識，前前后后花了近半年的時間。

NBD：您當時參加了1978年的高考。對于那年的高考，您的印象如何？那次的高考有什么比較突出的特點？

竹立家：當然是有一定的印象，但是具體到考了什么題，我也記不太清。

從總體上來說，當時的高考，一共要考五門課。歷史、地理、語文、政治、數學，一共是這五門課。從我個人來說，我的成績還是考得比較好的，還成為了當時縣里的狀元。我記得地理、歷史、政治都考了90分以上。

1978年比較難的一門考試，應該就是語文。那年的語文考試難在什么地方？就是里面古文的內容比較多，包括古文的翻譯、填空等等。我們這代人，普遍來說，古文的教育相對來說沒有那么好，因此好多人都是語文不及格。而那年，我應該是我們縣里考得最好的。

真理標準大討論推動改革進程

NBD：1978年，一篇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出現在媒體上，隨即引發了一場真理標準大討論，影響深遠。您認為這篇文章和這場討論的意義，具體體現在什么地方？

竹立家：我這一輩子，可以說是伴隨著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1978年以后，我先是上了南開大學，再到中國人民大學繼續攻讀學位。我也一直在北京生活。可以說對于中國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我還是比較熟悉的。所以我深切的感受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發表，以及隨后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炮”。

我個人的體會是，沒有解放思想和真理標準大討論，就沒有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思想開放，中國的改革開放就很難進行下去，不會取得現在這樣的成果。當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發表，主要還是針對社會上流傳的“兩個凡是”的思潮，如果這種思潮繼續存在，我們要發展市場經濟、要發展包產到戶就很困難，就沒有辦法開啟改革開放的大門。

當時，為什么要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呢？因為在之前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有人鼓吹“用思想標準檢驗思想”、“用意識形態標準來檢驗意識形態”。把理論問題變成了永遠扯不清楚的問題，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把標準變成了實踐標準，一個思想是不是真理，要靠實踐檢驗，而不是靠思想檢驗它是不是真理。這一觀點的提出，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從而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這樣我們才能推進生產力的發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改善人民的物質水平。

大討論后，鄧小平同志又提出了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改革開放的總的目標就這樣確定了下來：就是要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決中國社會的貧窮問題，解決人民物質文化生活落后的問題。這也是真理標準大討論的一個結果。改革開放的速度也大幅度加快，開啟了體制改革的大門，為過去40年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次大討論之后，在經濟方面，在農村出現了包產到戶，在城市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經濟發展也逐步地走向正軌。

NBD：1978年，您也通過高考進入了南開大學，在您的記憶中，恢復高考后的大學、大學生與現在相比有哪些突出的特點？

竹立家：這一點的確是非常明顯，特別是77屆和78屆的大學生，77屆是77年冬天參加高考，78年春季入學的；78屆是78年的秋季入學的。這兩屆大學生他們的共同點是：一是學生之間的年齡差距非常大，甚至可以差一半。比如說，我在南開大學哲學系就讀的班級，年紀最小的只有16歲，最大的有32歲。二就是涵蓋的畢業生的年限比較長，再比如我們班，有1966年的高中畢業生、也有1978年的高中畢業生，跨度很大。第三就是知識結構和知識水平也是有一定的差距，這是接受高中教育的水平差距比較大的緣故。

對知識的渴望非常強烈

NBD：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改革開放的大幕就此正式開啟，此次會議召開后，當時的中國社會發生了哪些比較明顯的突出變化？

竹立家：最大的變化體現在哪里？當時據我觀察的情況來看，因為我從農村出來，所以對農村發現的變化印象很深。當時農村最大的變化，就是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兩三年內，農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最根本的改變是解決了溫飽問題。

我們原來在農村體會到的是“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那時在農村，我們的村民還得吃返銷糧，也就是在生產隊交公糧之后國家返回來的糧食，主要是玉米和高粱之類。改革開放開始后的兩三年時間內，農民就吃得飽了。農村通過包產到戶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這是農村最大的一個變化。除了這個變化外，還有一個變化是思想上的變化，當時我在大學里，發現了比較明顯的開放氣氛。

這種開放體現在哪里？一是出現了每周一次的交誼舞會，校團委和學生會還牽頭組織了一些文藝活動；二是校學生會和各個學生會的負責人、干部都是選舉產生的，搞得紅紅火火；三是學術氛圍也比較濃，比如在我們哲學系里，組建了許多學習小組、研究小組，定期舉行一些學術方面的活動；四是大學生的學習精神非常好，像我們那代大學生，除了吃飯睡覺以外的其他時間都是在教室、圖書館看書。比如說我們當時南開大學的主樓晚上12點之后，還是燈火通明，后來學校一看沒辦法了，就規定必須在11點熄燈，學生必須從教室里出來，讓學生休息好。

此外，我們當時最大的特點是手里隨時都拿著一個小本子。外語單詞、外語句子、走路吃飯都在想、都在記、都在背。對知識的渴望都非常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