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尚希 發自北京    

◎每經記者 尚希 發自北京

2014年2月，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使得這一區域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三界碑”是京津冀三地的交界之處，對于生活在三界碑下的三地居民而言，他們的生活被碑座上的鵝卵石及其延長線劃分得如同天壤。《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近日從三地交界處地標“三界碑”出發，深入三地農村采訪，傾聽村民講述“三界碑”下發生的故事，梳理老百姓對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期望。

北京京郊的這個春天，花滿山頭。

一座高約1米的三棱界碑靜靜地佇立于長城烽火臺舊址上，“北京”、“天津”、“河北”字樣分別鑲嵌于界碑的三面，沿著扇形界面無限擴大的空間，便是京津冀三地。在臨近北京的這些村民眼里，要跨越這座界碑劃出的扇形界面，遠比翻過這道長城難。

不過，上一個春天的夢想終于在這一季破土而生，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頂層設計歷時一年最終落地。循著三地之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行走其中，一線之隔下的三個村子，夢想中的共贏同富，在這個春天，再度發芽。

界碑“劃出”不同生活狀態

一路沿著京平高速飛馳，車窗外暈染開的山脈，如同溪流中的光影輕輕滑走，待行至平谷將軍關，長城的脈絡清晰可見。山巒與長城將首都與臨界的河北、天津層層阻隔。若山峰是自然的屏障，長城則是歷史人為的邊疆。在自然與歷史的雙道隔絕之下，如今京津冀三地交界地帶的百姓生活究竟是怎樣一番圖景？

不經意間，路面開始顛簸。藍色的路牌提示已入河北界，過了界就是河北省興隆縣。據了解，由于富含礦藏，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煤礦、金礦、鐵礦曾讓興隆縣的不少村鎮發家致富，名噪一時。

從北京平谷跨入河北興隆縣，《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走進的第一個村落名叫陡子峪村，在這里遇到了一家農家院的小老板劉學通。據他介紹，農家院過去幾年的生意靠著本地的客人還算湊合，但自打今年起生意就大不如前。為了維護生態環境和保護農耕地，當地政府大力整治非法開礦，縣里很多村鎮都停止開礦了。沒有了礦井，村民也開始另謀生活出路。

當記者問起北京和河北的區別是什么時，劉學通拿飯館生意舉了個例子，“北京的稅很低，河北的稅很高”。

劉學通說，從去年12月開始，他的農家樂生意各種工商稅費才減少了幾百元。以前，每月上稅基本要花掉1300元。靠著開飯館，刨去全家人的正常開支，小劉過去一年存了大約三萬元存款。《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北京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網站了解到，早在2005年起，北京就落地了一份《關于京郊農民從事“農家樂”觀光旅游服務業務稅收管理問題的通知》。文件規定，月營業額未達5000元的農家樂業務，一律給予免征營業稅照顧。據了解，這是全國制定的第一個農家樂稅收優惠政策。

受北京平谷的種種稅收優惠吸引，劉學通選擇在北京平谷黃松峪開了另一家農家樂，“黃松峪是一個景區，地處京東大溶洞和天云山。這幾年那里游客非常多，農家院的生意也非常火爆。”

新的農家院開業沒幾天，劉學通已然覺得收獲頗多，據其介紹，在今年清明小長假期間，他在北京平谷新開的農家院一天的收入達到了4000多元，相比之下，自己在陡子峪村的飯館只有一兩千元的毛收入。他向記者坦言，趕上淡季，陡子峪村的店面能有幾百元的收入就已經算不錯了。

轉到界碑的另一面，便是天津。

在半山腰的西大峪村里，正忙著收拾餐桌的店老板娘看到記者，干脆放下手中的活，開始講述這里的生活。圍上來的村民漸漸多起來，你一言我一語地說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村民處了解到，西大峪村里有口機井，每年春秋各一次向村里各個老百姓家里的水窖打水。有的人家水窖大，有的人家水窖小，因需而變。村民說，水窖儲水，水質其實還可以，但總歸沒有自來水方便。而且，一年只能窖兩次水，如果水吃完了，不夠用，還得開車到附近有水井的地方找水。“水窖還是大隊時候打的，只有通了自來水才方便，但至今也沒聽到有家家戶戶通自來水的話兒，”老板娘的言語里不免帶著抱怨。此時蹲坐在一旁的老板韓先生也打開了話匣子，他告訴記者，村子坐落半山腰，總共差不多1500多口人，挨家挨戶打井很困難，于是水窖便成了標配。但村子里也確實有家境太差的，就連一年兩次，每次100元的深井水都喝不起，只好等到下雨天，從房頂上順著房檐接雨水用。

而距離并不遠的北京將軍關村，村里通上自來水已有20多年。

貧困帶的蛻變

車子繼續往前行駛，當路面不再顛簸，便到了將軍關。地處平谷區域東北部金海湖鎮境內的將軍關是北京東北地區與相鄰省市交界的重要隘口。直抵北京市區的公交與村口連接，路旁店鋪和水果商販更平添幾許熱鬧市集的味道。不遠處，緊鄰路旁一片至少二十個獨棟別墅的居民區更是令人驚訝。

界限，硬生生在這片土地上劃出區別，將那些屬地在京外的村子甩得老遠。

西大峪村村民指著土路說，現在就算整個天津也很少能找到這樣顛簸的路面了，更何況是蜿蜒崎嶇的盤山路。“雖然跟北京搭界，但是北京的路修得特別好，等過了界以后，一下雨這里就成了河灘。”

一邊是寬闊平整的柏油馬路，一邊卻是坑洼泥濘的鄉間小道。據《經濟參考報》的報道，陡子峪鄉黨委書記司海濤曾表示，從將軍關村過來，北京為市級路，相接的則是當地的縣道，現在希望把縣道升級成省道，但得向省里面申請項目資金。司海濤說，北京與河北公路對接都存在這個問題，不對接，從北京密云到河北六道河的連鄉公路修了八年都沒修通。

數十年來，差距似乎并未被縮小。早在2005年8月，亞洲開發銀行公布的《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報告首次提出：“環京津地區目前存在大規模的貧困帶。”報告中提到，在國際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圍，環繞著3798個貧困村、32個貧困縣，272.6萬貧困人口。

對此，亦有分析人士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指出，在“一省、兩市、三個行政區”的格局下，多年來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劃上，始終各自為政，未能有效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另外，巨大的公共政策差異亦成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障礙。

但這一切正在發生變化。

4月30日，《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獲批，從目前的規劃看，以交通為主的基礎設施在京津冀內部聯通最為重要，為此京津冀將打造一小時軌道交通圈，同時打通斷頭路。截至今年4月，京津冀三地之間僅斷頭路就多達2300公里，目前河北與京津之間仍有18條斷頭路和24條瓶頸路。按照現有規劃，京津冀一體化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一部分非政治中心的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保護、產業升級轉移等重點領域率先取得突破。

站在三界碑往河北方向看去，一條盤山公路正在修建。據悉，這條路將更加方便當地的村民，交通一體化先行的京津冀協同發展也在這里悄然開啟。

（董同艦對本文也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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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差距根源在于公共政策差異

◎每經記者 尚希 發自北京

京津冀協同發展對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來說，都意味著新的機遇。三地之間的差距究竟該如何協調？生活水平、公共服務設施以及居民財富收入的巨大差異，會否隨著最終規劃的落定而慢慢縮小？

針對這些問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昨日（5月10日）專訪了河北工業大學京津冀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張貴。

NBD:三地之間的差距，是北京跑得太快，還是河北、天津跑得慢？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張貴：這依然是體制問題，在現有的機制下，公共基礎設施的投入不是來自于市場和企業，投入的主體依然是政府。而現在的局面則是分灶吃飯，各花各的錢，有多大的能力就干多大的事。對比北京和河北、天津，相對地，北京的財政投入更多，能力更大。在三地投入上，河北的財政和差距相比北京、天津非常大。因此在現有的財稅體制下，這樣的差距可以理解。

NBD：此次《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到了通過交通一體化以及產業升級轉移等領域的調整，在您看來，這能否從根本上改變這一局面？

張貴：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和緩解。現在投入主體是政府，但需求是多方面的，一體化的過程當中，涉及軌道交通、港口以及公路建設的項目，可以看到都試圖借助社會力量。包括組建京津冀軌道交通投資公司，社會的力量更多的參與進來。這也改變了之前單純靠政府投資的模式，現在PPP模式（公私合作模式）開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從投資資金來源看，公共預算只是“預熱”，而政府主推的PPP，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資金來源等困難。

NBD：如何緩解河北與其他兩地之間存在的差距？

張貴：三地合作要形成共贏。北京應該與河北、天津成立引導基金，一部分做基礎投入建設，差距就能得到緩解。另一方面便是借助社會資本的力量，現在三地之間的再投資，很多時候還是各自下一盤棋，有自己的地方預算，單純的政府投入遠遠不夠，還需要更多社會力量的進入。

NBD：之前的一項調查提到了“環京津貧困帶”的改變，在國際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圍，環繞著3798個貧困村、32個貧困縣，272.6萬貧困人口。如何改變這樣的發展現狀？

張貴：這些現象在當年被稱為“燈下黑”，目前，京津冀三地正在全力推進合作，實施交通一體化。河北、北京正在共同推進建設北京新機場臨空經濟區。河北、天津各投資10億元，組建了渤海津冀港口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特別是2014年以來，北京的很多產業正在進行疏解，從大紅門到動物園批發市場的產業轉移，將在一定程度上反哺和輻射當地。按照國家的發展周期，從短期到中長期，貧困帶的現象將逐漸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