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

近兩年來，美歐日經濟開始逐步復蘇，但未能有效拉動中國外貿的增長。相關測算表明，國際金融危機前的2002~2007年，1%的全球經濟增長可帶動我國9.1%的出口增長；而危機后的2010~2012年，1%的全球GDP增長僅可帶動我國6.1%的出口增長。可見，外圍經濟增長對中國外貿增長的拉動明顯減弱，這背后的原因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近兩年以來，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增速呈現復蘇態勢，但是中國出口卻在放緩。有些觀點認為，考慮匯率變化的滯后效應，過去兩年中，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將繼續對未來出口增長構成壓制，特別是人民幣升值的代價正越來越清晰地顯現在疲弱的出口走勢中，但通過進一步分析發現，人民幣匯率對中國出口形勢影響并非決定性因素，而其背后的結構性沖擊可能更大。

首先，美日歐經濟復蘇與中國出口出現“脫鉤”跡象。2013年以來，發達經濟體經濟復蘇動能普遍增強，各國經濟相較于原有增長格局出現不同程度的調整，美國制造業復蘇帶動實體經濟復蘇明顯。

隨著中國國內要素成本上漲，及人民幣持續大幅升值，中國商品在美國的市場份額開始下降，2011年至2013年，我國商品在美國進口中占比累計下降2個百分點，出現“脫鉤”跡象。這一趨勢也同樣發生在中國與其他發達經濟體之間。2013年，我國產品出口到傳統發達市場占比從去年的40%左右下降至37.6%，并且這一趨勢也在今年一季度有所延續。

其次，新興經濟體貿易競爭追趕態勢進一步增強。目前，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也開始放緩，越南、印度、墨西哥與東歐等國家和地區比中國的成本優勢更大，成為接納工業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新陣地，東盟制造、印度制造、墨西哥制造開始用更加低廉的成本要素實現對中國制造的供給替代。

第三，TPP+TTIP+PSA正在改變全球貿易格局和秩序。當前，國際產業競爭與合作的態勢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美歐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議（TTIP）和多邊服務業協議（PSA）重構全球貿易規則呈現三大特點：一是零關稅；二是就業和綠色環保的談判準入條件；三是區域自貿加強。新型貿易壁壘對中國造成嚴重挑戰。除了傳統貿易救濟之外，貿易保護主義以國家援助、政府采購等形式隱蔽出現，對中國出口形成新挑戰。

因此，未來中國不應該把焦點過度集中于保外貿增長上，而應該著眼于中長期的產業升級和貿易升級。長期以來，我國對外貿易主要依靠勞動力、土地、資源、環境等生產要素的低成本比較優勢，進而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這種依賴初級要素稟賦的模式，很難在貿易層次和戰略利益上取得突破。同時，長期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低端，可能會對我國產業的全球定位形成慣性依賴，面臨“被鎖定”風險。

綜合分析來看，全年要實現7.5%的外貿增長目標，壓力在下半年。從現在的情況來講，“穩增長”和“穩外貿”政策有一定的時效性，可能在未來幾個月有一定集中體現，但是在“去產能”和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方面，考慮到對外貿易已經開始呈現國際產業轉移放慢，向周邊國家產業轉移和訂單轉移加快、生產要素成本上升這樣“一慢、一快、一升”的態勢，再加上新型貿易壁壘對中國造成諸多挑戰。因此，外貿總體形勢仍是趨緊，中國必須對未來貿易轉型與升級有長遠設計。

未來十年，全球產業競爭將是價值鏈的競爭，中國必須建立起新的競爭優勢，向全球價值鏈上游攀升，推動貿易結構和產業結構全面升級。

中國需要積極延長國內價值鏈，提升加工貿易參與國際分工水平。重視培育本土跨國公司，增強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和控制力。進一步優化加工貿易國內布局，加快產業升級和梯度轉移。此外，中國應積極順應全球FTA大浪潮，加快推進中日韓FTA、中國-東盟FTA談判，以及提前研究中美FTA、中歐FTA等戰略協定談判，并提升各個自貿區談判的透明度。

同時，從長遠實現亞太經濟一體化的角度看，應該通過整合亞太地區的區域性貿易安排，逐步推動亞太自貿區建立，這樣不但可以減少因多個區域性貿易安排并存而導致的亞太地區制度規則不統一、甚至相互矛盾的問題，從而消除“面條碗效應”，促進規制融合，也有望全面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貿易和產業升級。

（作者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