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許維鴻    

◎許維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會委員、西南證券研發中心業務總監）

2013年提出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是一個重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大融合戰略，其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必然是深遠的。但是筆者通過調研發現，在很多問題的認識上，目前還缺乏清晰的脈絡，部分官員和學者，還只是把眼光放在能源安全問題上。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需要有新的思路。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牽引人民幣國際化突圍

作為工作在金融一線的經濟研究者，2013年，筆者先后調研了西部地區多個省份，筆者發現其經濟發展的潛力巨大，但在很多問題的認識上，似乎還沒有一個清晰的脈絡，特別是很多官員和學者，似乎還是把能源安全問題作為中國對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唯一訴求。

如果我們只是把中亞地區富饒的油氣資源，簡單地通過商業合同進行購買，即便采用了公平的價格機制，也會在長期戰略上埋下巨大隱患。

因此，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要切實用心地把產業鏈做實、把西部乃至中亞的新型城鎮化做實、把共同富裕的理念深深植入到每一個政策制定者心中，這必然需要強有力的金融體系進行支撐。在調研中，筆者遺憾地發現，即便是在東南沿海地區，中國金融服務業的發展也遠遠滯后于制造業，西部地區的金融服務更是顯著不足，不少縣市根本就沒有銀行分支機構入駐，這已經成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重要隱患。如何實現“彎道超車”，用現代金融為新絲綢之路插上騰飛的翅膀，將是每一個金融從業者的時代使命。

第一，新絲綢之路上中國的產業“走出去”，需要陸權金融的支持。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如果我們還是遵循過往的路徑，照方抓藥地推進中國企業走向歐亞大陸，其結果將不堪設想。

因此，各級政府對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支持，應該以支持內陸金融為抓手，支持民間的跨境貿易和產業融合，通過金融業掌控內陸經濟現代化，實現跨境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這也就是為什么在2013年我們一直在摸索建立“陸權金融”理論體系，從中國乃至歐亞大陸經濟發展的規律出發，探尋一條適合轉軌經濟的金融業發展之路。

第二，新絲綢之路上中亞其他國家的發展，同樣需要陸權金融的支持。單純的“金元外交”在中亞是行不通的，因為資本是逐利的，通過自上而下的資金注入，并不能解決西部地區發展的持續力問題。

發展經濟學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培育草根金融機構，并通過多層次資本市場解決中小企業資金問題，才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實現現代化的最佳路徑。在調研中筆者發現，越是金融服務不足的地區，民間金融越是發達，而那些小貸公司、投資公司、典當公司的草根老板，自有一套應對風險和收益的經營之道，這是那些位居廟堂之上的監管者難以睥睨的。

在西部的中心城市，存在著金融業態的“三元服務結構”，即國有商業銀行、區域商業銀行和草根金融機構并存的局面。相對于中亞地區更加不開放的經濟結構，國家到底是應該支持、補貼哪一種金融機構走出去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草根的、民間的、也是最能適應西部內陸經濟特點的金融機構去中亞，提供區域的貿易融資服務和人民幣跨境服務。

官方區域金融可以做的是要盡快建立西部地區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通過跨區域的股權交易市場，幫助西部企業實現股份制改造，實現從小到大、從大到強的蛻變，成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上一個個具有強大競爭力的經濟細胞。中央政府對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轉移支付，應該更多地傾斜于那些勇于進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造的小微企業，也包括那些到中國西部掛牌交易的中亞企業。試想，如果我們中國能建設歐亞大陸的陸權金融中心，成為中亞各國企業掛牌融資的最佳選擇，又何愁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沒有活力呢？

第三，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是人民幣真正國際化的難得機遇。中國經濟轉型的本質，就是要把那些低附加值的、以環境污染為代價的工廠，升級為高附加值的產業經濟結構。面向大海開放的路徑依賴，使得人民幣升值的基本邏輯是中國低成本勞動力的比較優勢，進而人民幣國際化的貿易需求，也是建立在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基礎上。但是，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缺少現代金融機構服務體系的人民幣，必然出現貶值的壓力，國際化進程很有可能戛然而止。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給了人民幣國際化突圍的一條新路徑。遵循對內開放的陸權金融原則，新絲綢之路是中國第一次在跨境區域戰略層面，主導建設市場化的、多層次的投融資體系，其增長動力是內生的。更重要的是，隨著對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貿易一體化整合，以“走廊”和“軸心”為分布特色的區域貿易中心，會帶動區域內各級城市進入現代城鎮化階段。陸權金融中心的流動性溢價，得益于這種新型城鎮化帶來的土地資產升值，進而帶動區域整體的財富效應。

對人民幣而言，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對金融一體化的跨境貨幣交易需求，也必然是內生的。作為擁有3.8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人民幣的含金量毋庸置疑，而其真正需要的，恰恰是這種深植于實體經濟自發形成的金融需求。這也驗證了“金融必須服務實體經濟”的發展規律——反過來，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現代化進程，也給了人民幣國際化最大的底氣。展望未來，人民幣是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財富分配的最重要手段，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必然是人民幣最重要的戰略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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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三類中國商品清單

西部地區多個省份把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作為未來幾年的發展契機，卻往往在制定戰略規劃中找不到切實的“抓手”和經濟新要素，學者都在空談重回漢唐“萬商云集”的盛景，卻又找不出有競爭力的商品清單。另一方面，中央層面的研究機構已經發現、并開始提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規劃中，西部省份“各自為戰、產業投資重復”的風險苗頭。如何避免本輪西部經濟升級重蹈以往轉型失敗的覆轍？如何讓“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真正成為內陸開放的大格局？這些都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究。

任何具有戰略性的改革方案，既需要“不走尋常路”的跳躍式思維，也需要腳踏實地從國情出發，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也不例外。歐亞大陸的經濟融合，根本上是中國和沿線國家商品的交換，是經濟學上比較優勢的互補發展過程。因此，我們首先要問自己的是，中國有什么特色的商品要輸出？什么才是新絲綢之路經濟帶貿易流中的“中國制造”品牌呢？順著這個思路，筆者認為有三個層次的中國商品清單應該涵蓋。

第一，我們出口歐美的“中國制造”商品清單。作為“世界工廠”，中國的制造業產能雄踞世界之巔，物美價廉的中國產品早已占領了歐美各大超市，這些是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國商品清單的必然之選。隨著高鐵技術的日漸成熟，西部各省都很重視歐亞大陸橋的基礎設施投資規劃，重視人流、物流體系的設計，無疑是內陸經濟走廊建設的正確方向。

第二，對中亞地區的“中國服務”商品清單。在以東南沿海為主的國際貿易清單上，中國是一個從歐美發達地區進口服務業商品的國家，這也是我們上海自貿區開放“負面清單”中，爭論最多的領域。在面向歐亞大陸內部的開放過程中，我們驚喜地發現“中國服務”的出口潛力巨大——無論是中醫特色的醫療服務的輸出，還是更加現代化、更加包容的文化教育服務，都必然受到中亞國家歡迎。

具有中國特色的服務和文化輸出，是更高層次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歷史使命，也是中國西部經濟發展的新要素。作為傳統的陸權國家，“和諧共生的人文主義關懷”是中國最佳外交名片，也是中國向西擴展中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沖突中的最佳價值觀內涵。

第三，對歐亞大陸的“中國貨幣”服務。現代金融一旦擺脫了金本位的束縛，貨幣的意義就不再是簡單的等價交換物，而是一種國家信用為背景的商品服務。正如中國推進醫療、教育、文化等服務業的思路要遵循“陸權國家”的和諧共生思維，金融業的內陸開放也要遵循“陸權金融”的理論體系，結合內陸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實際情況開展金融服務。

當前中國西部的金融業態是一種“三元結構”，即“按照西方現代金融理論構建的商業銀行體系、本土錢莊特色的農村信用社體系和近幾年蓬勃發展的民間金融體系”三者并存的結構。其特色是服務對象被人為劃分，國有企業得到金融資源傾斜，而小微企業金融服務明顯不足。由此演化出民間融資的利率市場化體系缺少陽光化的監管。這種看似無序的市場化金融業態，經營者既沒上過名校MBA，更不懂次貸危機的衍生品公式，往往被國內眾多金融“海歸”所不齒。但陸權金融對中亞開放，助力歐亞大陸的人民幣國際化，恰恰就應依靠這些草根銀行家。

中國提出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目標，是促進歐亞大陸各國經濟的共同發展，在當前全球化現代經濟大背景下，沒有“匯通天下”的金融一體化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最佳中國商品，應該是中國貨幣服務的貿易，其拓展路徑是依靠自發形成的利率市場化，依靠草根金融家的走出去，而不是國有商業銀行的盲目投資。

各級政府可以做的是構建整個西部進而延展到歐亞大陸的金融交易市場，制定交易規則、維護交易秩序、確保交易公平。歐亞大陸金融交易市場不僅僅應該包括小微企業的股份轉讓，即俗稱的“四板”股票交易所，還應該包括草根金融機構的再融資衍生產品，以及大宗商品的集中交易買賣。中央政府對西部的轉移支付，也應該通過這些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補貼給市場經濟的經營個體，而不是由地方政府的投資機構去亂花錢。

說來虛無縹緲，其實地處西南內陸的重慶渝涪農副產品交易市場，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好典型。通過組織榨菜產業鏈上不同交易方，利用集中交易的金融產品設計，有效結合投資、投機和采購生產等需求，小小的榨菜“年集中交易額”已經上百億。其市場化博弈后的基準價格，不僅穩定了榨菜市場、熨平了由于氣候等不確定因素造成的價格波動，更促進了相關產業金融風險的釋放。

如果西部各省份都能把自身特色的、比榨菜更大宗的商品通過金融手段，做成互聯互通的交易平臺，形成區域基準價格服務歐亞實體經濟，何愁不會重現漢唐“萬商云集”的場面？如果慕名而來的中亞各國小微企業，都能到中國的陸權金融中心交易所來登記、托管、掛牌、交易，并得到合理的資金成本融資，我們又何愁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沒有發展的抓手和戰略方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