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

        由于上座率低，上海至北京的一趟動臥車將在2011年1月5日被全部改造成普通軟臥。此前媒體曝光上海至成都的豪華動臥最貴票價達2330元，鐵路方面則回應這是中國發展的需要。

        當鐵道部給出“豪華動臥最貴票價達2330元”的理由是“發展的需要”時，在筆者看來，作為壟斷部門鐵道部眼中的“發展需要”已經喪失了本有的意義，似乎異化成了“特權階層”和“富人階層”的需要。

        也就是說，這是在“發展的需要”的幌子下，單方面地滿足某些階層需求的方式，結合北京至上海動車高級軟臥遇冷將取消，筆者以為，這有著公眾“用腳投票”的象征意味。

        筆者毫不懷疑，在時代變化發展的前提下，適當提高乘車的舒適環境是一種必須，并且，經濟寬余的人群有選擇的權利，但是，這種舒適不能以犧牲普通公眾的乘車權為代價，更不能以降低乃至忽視普通乘客的舒適環境為前提。道理很簡單，在春運依舊是一個難題的現實面前，“為什么不先改善普通車的條件”是一道必須回答的問題。

        現階段由于我國鐵路運輸屬于國家壟斷經營，邊際成本大，導致火車票的供給缺乏彈性。由于春運期間供需缺口較大，鐵路運輸部門在利潤最大化的驅使下，只要乘客愿意，就會無限制地超載乘客，但環境衛生、餐飲水平等服務質量則大打折扣。可以說，鐵路管理部門在利益驅動下滋生了道德危機。一方面對運輸部門的超載、服務質量下降不夠重視，另一方面，在金錢誘惑下，置大眾的利益于不顧，以滿足特殊階層為目標的尋利做法必然讓公眾產生不滿。筆者以為，豪華動臥最貴票價達2330元就是利欲熏心的表現，而公眾的不滿只是很無力罷了。

        鐵路運輸屬于公用事業，而理想的公用事業主要職責之一，應該是保證消費者和經營者之間收入的合理轉換與再分配，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其價格應該合理，對消費者沒有不適當的差別；并且，價格制定中必須遵循的社會原則——消費者有能力支付原則和公用事業服務全社會受益原則。也就是說，必須處理好價格的公平、公正與服務的效益、效率的關系，而“豪華動臥最貴票價達2330元”和北京至上海動車高級軟臥遇冷將取消，無疑是關系顛倒錯亂的結果，也是社會福利最小化的明證。盡管鐵道部以“發展需要”作為說辭，而在筆者看來，無非是一種強詞奪理，是對普通民眾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裹脅，更是對自身的責任自我放逐。

        首都經貿大學教授蔣澤中認為：“春運中的市場規律不同于平常，在春運期間鐵路部門所提供的是不屬于完全市場化條件下的商品，也不是純粹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私產品，春運價格問題所折射的實際是民生問題。”那么，無論是票價調整，還是產品、服務改善方面，都應從公共利益訴求滿足、公眾滿意角度出發，應用公共選擇的形式，滿足社會公眾的需要。而不是要么滿足自身利益的需要，要么是偏好于滿足權貴階層的利益。

        無論是北京至上海動車高級軟臥遇冷將取消，還是公眾對“豪華動臥最貴票價達2330元”的詬病，其實都告訴我們，哪怕是在“發展需要”的幌子下，犧牲公眾利益來滿足某些人的利益是行不通的。

        “高級軟臥遇冷取消”或是民眾“用腳投票”的隱喻，而公眾應警惕“發展的需要”成為權貴需要的代名詞，成為鐵路部門放棄公眾利益而沉醉于私利的擋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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