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崢

        很顯然，對基金從業人員親屬開戶和買賣股票進行管理，并實行責任“連坐”，是目前司法條件下證券監管部門盡一切可能防范“老鼠倉”等行為的努力之舉。不過，若是只有行政性舉措，而司法舉措不能有效跟進，“老鼠倉”基金經理只會受到證監會處罰，但很難遭到司法追究，其“負面榜樣”效應恐難使“老鼠倉”等現象“退燒”。

        基金經理的“老鼠倉”行為，是屬于“背信”行為，還是“內幕交易”行為？各方一直存在爭議。《刑法修正案（七）》將“基金老鼠倉”歸結到了內幕交易的范疇，增加的第一百八十條第四款是這樣規定的：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公司、期貨經紀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從業人員以及有關監管部門或者行業協會的工作人員，利用因職務便利獲取的內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開的信息，違反規定，從事與該信息相關的證券、期貨交易活動，或者明示、暗示他人從事相關交易活動，情節嚴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

        當《刑法修正案（七）》將“基金老鼠倉”歸類為內幕交易行為，這樣《刑法》和《證券法》之間存在的“剪刀差”漏洞，恰好使建立“老鼠倉”牟取私利的基金經理逃脫了司法制裁。因為《證券法》第七十五條定義的“內幕信息”是指：證券交易活動中涉及公司的經營、財務或者對該公司證券的市場價格有重大影響的尚未公開的信息。而基金經理利用職務之便獲得的信息，并不在《證券法》規定的“內幕信息”范疇內。就是這樣一個兩部法律之間的“剪刀差”漏洞，司法對于引起極大負面社會影響的“老鼠倉”往往以“打醬油”的方式擦肩而過，這是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建設和秩序整治所不能容忍的一粒“沙子”，對之應進行堅決堵漏。

        可見，要想使司法在“老鼠倉”事件“打醬油”現象不再出現，最徹底的辦法就是再次修訂完善  《刑法》或者《證券法》，使這種“剪刀差”漏洞消失，但是按照慣例，這種立法修改需耗費幾年時間。那么，短期立竿見影卻略有“瑕疵”的應急性舉措無非有二：一是《刑法修正案（七）》的司法解釋必須忽視爭議，將“老鼠倉”行為單獨列出進行“補漏”；二是利用《證券法》關于內幕信息說明的第八種情況，即針對“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認定的對證券交易價格有顯著影響的其他重要信息”，證監會出臺相關文件認定基金公司內部的相關敏感信息為“對證券交易價格有顯著影響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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